中新社的归侨们******

　　何耕新

　　中新社成立60年了。我想撰文纪念，问老伴写什么内容？老伴儿不假思索地答道：“你就写中新社的归侨吧！”

　　与中新社的一段缘分

　　我来中新社工作之前，曾经与中新社有过一段缘分。1952年夏，我已经参加北京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正在等待发榜。根据考后即时公布的各科考题答案，我有把握被录取。有一天，北京归国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冯教务长通知我：“你到王大人胡同中侨委找王明爱同志，他有事跟你谈。”我遵嘱从西郊燕园乘公共汽车进城，找到中侨委。王明爱是菲律宾归侨，当时在中侨委文教司任职，参与中新社筹建工作。他见到我，开门见山地说：“中侨委正在筹建一个新闻机构，你在印尼喜欢写文章，愿意不愿意来工作？”我答道：“我回国的唯一目的是考大学。我有把握被录取，等我毕业后再说吧！”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就读4年期间，中新社曾经两次与我打交道。一次是中侨委在中南海召开全国侨务工作会议，中新社给我送来记者证。一天上午，我持证走进中南海，聆听何香凝主任作报告。另一次是中新社派金家环到北大找我，向我约稿。

　　1956年夏，毕业前夕。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罗列主任向我和同班的泰国归侨罗斌透露：“你俩分配到中新社工作。”事后，我才知道，罗列和中新社领导吴江是老战友。

　　我认识的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印尼归侨白国良，一年后也分派到中新社上海分社工作。

　　处处闪动归侨身影

　　我上班后，深深感受到：中新社从传达室到人事处，从采编部门到印刷厂，处处闪动归侨的身影，耳边不时响起带华侨腔的国语。中新社领导分我在广播部工作。当时，广播部设在宣武门新华社总社大院工字楼里，门口挂着“华侨广播部”的牌子，遇到外宾来访时，即将牌子取下，以免给外宾留下“中新社是官办的”口实。

　　我与泰国归侨郑伯涛，印尼归侨肖勰、王鹤寿同住一间集体宿舍，与菲律宾归侨黄素心大姐同在侨乡组，其他编辑组也有不少归侨，如越南归侨张式、黄艾华。我还听说印度归侨刘国勇在北大东语系印地语专业念二年级时，奉调到中新社广播部工作，令我钦佩。

　　说话带有浓重粤腔的越南归侨周毅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不仅因为周的妻子傅冬是傅作义之女，当年为北平和平解放立功，而且她还是《人民日报》记者，他俩堪称“夫妻记者”。周毅之早年回国，先在新华社工作，以后调到中新社广播部。上世纪50年代，荣毅仁邀请新加坡工商界知名人士访华，周毅之采写了不同于“新华体”的系列稿件，被海外侨报广泛刊载，在新华社大院里也传为美谈。可惜广播部1957年搬到北新桥时，周毅之没有跟着过来。

　　然而，我在北新桥中新社大楼里，遇见更多归侨。经过我社在广渠门举办的新闻班两年培训的印尼归侨陈刚、何浪都分配在广播部工作。

　　在专稿部，我遇见曾经在巴城中学教过书的印尼归侨尤文贤和担任过巴中学生会主席的校友张瑞元。

　　在北新桥附近的马道胡同里，中新社印刷厂绝大部分职工，从厂长到工人，从铸字、排字到校对、印刷、装订，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归侨，并且绝大部分是泰国归侨。他们原是曼谷华文报纸《全民报》的员工，1951年该报被反共反华的銮披汶政府封闭后，举家回国，安排在中新社印制《中国新闻》。可以说，印刷厂是中新社归侨最集中的部门。

　　领导视归侨为“社宝”

　　我社归侨绝大部分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社工作的，调查资料显示，1952年至1966年“文革”前，总社员工223人，其中归侨160人，占员工总数的72%。他们来自印尼、马来亚、新加坡、泰国、日本、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度、毛里求斯、美国。

　　记得张帆副社长兼总编辑在全社大会上讲话时，称我社归侨为“社宝”，表示要充分发挥他们的独特优势，精心培养他们，大胆使用他们。

　　中新社第一任驻外(日本东京)记者是日本归侨李国仁，随后又由另一位日本归侨杨国光继任。杨国光为两位台湾记者首访大陆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1963年，中新社首次派出记者团，由张帆同志率领，赴雅加达采访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我社5名记者中，白国良、何耕新、张茂新均系印尼归侨，外办干部、菲律宾归侨王澄枢，受廖公委派，以中新社记者名义，在菲律宾运动员和体育官员中开展工作。当时，中菲尚未建交。白国良采写的雅加达茂物公路自行车比赛特写，既报道比赛过程，又穿插沿途热带风光的描写。时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沈定一称赞“这篇稿写得很有特色”。

　　上世纪60年代，中新社有两个专业机构——日本组和印尼组，清一色由归侨组成。

　　当时，中国与日本尚未建交。遵照廖公的指示，中新社组建清一色由日本归侨组成的“日本组”，他们每天抄收日本电台的日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日本广播参考资料》，送外办和有关部门参阅。

　　1959 年， 印尼颁布《第9 号总统法令》，禁止华侨在县以下地区经商和居住，随即掀起对华侨实行逼迁的排华逆流。为了及时掌握印尼排华动向，中新社专门组建了一个“印尼组”，每天抄收印尼电台的印尼语广播，翻译成中文，出版活页资料，送中侨委及有关部门参阅。该“印尼组”由4位印尼归侨——林惠香、林必达、李顺辉、李兴业组成。

　　我作为一名归侨，相对而言，比较了解我社归侨，其中许多已经辞世，特以《中新社的归侨们》为题撰写本文，算是对我社归侨们的怀念吧！

　　(历史资料)

推动民间艺术繁荣发展（评论员观察）******

　　推动民间艺术繁荣发展，为的是用老百姓熟悉和喜欢的乡土文化资源，打造老百姓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优质公共文化产品

　　河北沧州市吴桥县传承千年杂技文化，展现非遗迷人风采；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以西部民歌会为载体，助力乡村振兴，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海南儋州市光村镇传承发展儋州调声，形成特色文化名片；陕西榆林市榆阳区依托陕北民歌博物馆，打造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文化地标……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共服务司公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典型案例名单，91个案例拟入选。民间文化艺术品牌推得出、叫得响，成为文化建设取得累累硕果的生动写照。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民间艺术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宝贝，对延续历史文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我国2800多个县（市、区）、4万多个乡镇，很多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形式。它们饱含泥土芬芳、乡土味道；它们留住乡愁、孕育希望；它们有的历千年而不泯、经风雨而不衰，早已融入人们的生活和血脉。从传统的山歌、剪纸、民族舞、地方戏，到新兴的钢琴、管乐、油画、农民画，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艺术项目，反映了我国广袤疆域里生动鲜活的民风民情，为人们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和精神支撑。

　　推动民间艺术繁荣发展，为的是用老百姓熟悉和喜欢的乡土文化资源，打造老百姓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优质公共文化产品，吸引更多基层群众参与文化活动、从事文化创造、享受文化发展成果。从“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拟入选案例看，有的地方发挥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文化站等公共文化场馆的主体作用，创新打造民间文化艺术特色服务空间；有的地方利用数字技术，开展惠民演出、展览展示等活动，有效提升优秀民间文化艺术的普及率和普惠性。生动案例表明，挖掘利用各地优秀民间文化艺术，深入推进文化惠民，有助于推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着力挖掘培育盘活优秀民间文化艺术资源，推动民间文艺积极融入乡村发展建设，能够极大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为“三农”发展提供精神文化支持。在湖南常宁，以农村为题材创作的版画交易额达上亿元；在陕西千阳，西秦刺绣带动全县上万名群众就近就地就业创业；在山东淄博，淄博花灯以灯带景、以景促灯，助推文旅加速融合发展……不少地方积极探索民间文化艺术产业化发展路径，在扩大民间文化艺术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同时，也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赋能提质。

　　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角，也应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主体。截至2021年底，我国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各级代表性传承人9万余名。如何在最大限度保留质朴风貌、原生文化的基础上与现代生活有机融合，怎样在传承发展中适应快速变化的文化市场，是民间文艺亟待破解的时代课题。推动民间文艺繁荣发展，为乡村振兴凝聚人心、积蓄力量，既需要强化相关部门的引导扶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也离不开对乡村本土文化人才的培育和支持，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根植于乡野沃土、为广大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化艺术，凝结着中华儿女的聪明智慧、蕴含着世代延续的文化基因，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珍贵财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走向更广阔的舞台，我们责无旁贷、重任在肩。（邹 翔）